陈玉兰:印尼首位赴华留学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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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天,她大嫂好不容易请来了一位中文老师,每周偷偷到家里上两个小时的中文课,才又慢慢拾回对中国的印象记忆。

  陈玉兰介绍说,只掌握印尼语、英语,包括从西方国家留学回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目前在印尼就业市场上的月平均工资只有600至700万印尼盾(约3000元人民币),而掌握中印尼双语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月工资起薪不少于900万印尼盾(约4500元人民币),很多毕业生都拿到8000元人民币以上。

  TRI,中文名字晓迪,是陈玉兰非华裔学生中的佼佼者。这名在智民学院完成中文学习的女孩,后来被送到北京华文学院学习语言,凭着对中文的兴趣和热爱,靠勤工俭学在北京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专攻华文教育方向,如今回国成为印尼伊斯兰大学的一名中文教师。

  几年后,老师因年迈回乡安度晚年,陈玉兰的中文学习就画上了句号。后来,因为兄长计划在澳洲置业,便把全家都带到了墨尔本。

  谈及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时陈玉兰自豪地说,就是促进了中印尼两国教育部门签署合作协议,开启了两国教育领域的合作。而这一成就,起缘于一次尴尬“被拒绝”的考察。

  对于学习中文所带来的商机,陈玉兰举的一个例子让人感触良多:华裔学生阿中的爸爸在雅加达做批发生意,其货源来自中国。阿中在智民学院学习、初步掌握了简单的中文后就去帮衬爸爸的生意,对于陈玉兰给阿中“到中国继续学习深造”的建议,阿中的爸爸认为中文能应付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到中国学习。远在千里之外的巴淡岛有一个非华裔印尼女客户,长期向阿中爸爸拿货。为了生意方便,该客户也把小孩送到智民学院学习中文,成为阿中的同学。但他妈妈听从了陈玉兰的建议,把他送到中国广州的华文学校继续深造。仅仅几年时间,这名印尼学生不仅熟练掌握了中文,而且还在中国找到了货源,帮助妈妈直接从中国进货,成为阿中爸爸生意的竞争对手。

  回想起自己在印尼从事华文教育,开办幼儿班时招收的第一个学生的情景,陈玉兰还历历在目。“当时才4岁,整天拉着我的裤腿问‘老师,什么时候上课’的小男孩,一直在智民学院学习中文,后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就学,本科毕业后在Google北京公司工作了两年,再回到印尼的跨国集团公司工作,现在是老板的得力助手,经常陪同老板出差中国,成为印尼与中国经贸合作的直接参与者和贡献者”。陈玉半介绍说,因为该学生家长对孩子在智民学院的学习很满意,后来其家族的另外3个孩子都送到该院学习中文。

  在促成中印尼两国教育部门签订合作协议的过程中,陈玉兰自己也步履坚定地走上了华文教育的道路。

  有一些从西方国家留学回来、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学生到智民学院要求学习中文。对于这样的学生,陈玉兰会对他(她)们进行强化培训后,建议他(她)们到中国进行中文学习的同时,选择学习与“一带一路”建设契合的专业。

  对于印尼青年学生学习、掌握中文的“好处”,陈玉兰说,好找工作、薪资高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显性”好处,还有意味着更多发展机遇、更美好前景等或许一时还看不出来的“隐性”的好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方支持下,2001年5月13日,中印尼两国教育部签订了合作协议。就在这个框架下,印尼华文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学校可以实施中文教学,民间也可以开办华文教学机构,印尼华文教育顿时呈现了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景象!

  近几年,随着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对中印尼双语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人才市场上能用中文和印尼语熟悉交流的人才缺口非常大。

  回国后,陈玉兰与徐静能老师一起跑印尼教育部和中国大使馆并获得支持。印尼教育部特别设立了华文教育统筹协调处。

  因为深怕误人子弟,1996年,陈玉兰到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

  从小对中国充满向往却只能在家偷偷学习中文,靠坚忍不拔的努力成为印尼第一个赴华留学并获得学位的女博士。二代华人陈玉兰因为一次尴尬“被拒绝”的考察,成功促成了中印尼两国教育部门的合作,并矢志不渝走上华文教育的艰辛路。如今已桃李满印尼的她仍然乐此不疲,称“要让更多印尼青年贡献并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

  那次考试,印尼全国获得高级HSK证书的只有2个人,陈玉兰是其中之一。正是这一考,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

  陈玉兰的父亲来自中国,母亲是好几代的印尼华人。从小,父亲给她介绍当时的中国,母亲给她讲一个又一个中国神话故事。

  一不做二不休,她马上向中国国家汉办咨询如何开展两国教育领域合作,接着又到印尼驻中国大使馆向时任大使昆达拉介绍了自己的“尴尬”经历,该大使让她立即回国与印尼国家教育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探讨该项目合作的可能性,表示印尼驻中国使馆将“开绿灯全力支持”。

  陈玉兰说,那个时候,在印尼这个白色的国度里,中文刊物被列为禁品。只靠一些残篇断简的中文教材、老师记忆中的唐诗宋词,《尺牍》、《通书》里的增广贤文及每天刊登在《印度尼西亚日报》的武侠小说,作为养育我们这代人的中华气质之精神食粮。

  那时父亲常对她说,等她长大后,也许就可以带她去中国看老家的石埕祖厝、去读书、看亲戚……

  “这小小的铅笔图案和神话故事,成为我构筑中国面貌的材料。在一幅幅勾勒的遐想中放飞无限的憧憬……”,陈玉兰说,那时起,小心灵就对中国充满向往,向往着可以在和天坛吃到仙桃,万里长城的尽头也许可以看到嫦娥、七仙女或是牛郎织女。

  那次参观,在陈嘉庚纪念堂前偶遇华侨大学的金宁老师。在金老师的帮助下,陈玉兰很顺利地来到该校接受本科教育,毕业后又攻读硕士。那一年,在等待秋季开学的时候,她还到北京大学进修。“很幸运,在北京见证和感受了举国欢腾的香港回归时刻”。

  为此,她一年近10次前往中国,谈教育合作项目,自己也年年“充电”,了解中国最新发展状况、新技术、新趋势,了解“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才的要求,然后再将这些资讯带回印尼,教授给她的学生,推荐他们到中国接受对口的教育,做到“有目标”的学习。学业完成后能很快投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记得刚上小学时,父亲给我准备了一些文具,这些文具上印有特别的图案,如铅笔头印有天坛、万里长城等图像。父亲告诉我哪个图案是万里长城、、天坛、仙桃等,而这些都是在父亲的家乡——中国”,在位于首都雅加达北区Pluit的学校本部,印尼著名华文学校——智民学院院长陈玉兰自豪地向记者介绍着也的“华教”路。

  2000年,她创办了法人单位——智民学院,2001年获印尼教育部正式批准。经过近20年的发展,如今的智民学院是一所从幼儿园到硕士学位中文教学全覆盖的印尼知名华文学校,已培养了300多名专科、本科、硕士毕业生,并成功派送约5000名学生到中国留学。这些印尼青年学生毕业后,正活跃在印尼经济、文化、教育、旅游、金融、互联网等等各领域的岗位上,成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得益于“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的一群人。其中,有华裔学生,也有非华裔学生。

  2004年硕士毕业后,陈玉兰又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到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并于2007年顺利毕业,成为印尼第一位获得中国博士学位的女博士,也是印尼第一位到中国留学并获学位的语言学博士。

  “课堂教学结束后,我背上行囊,与其他国家的中文老师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开往承德的旅游车。当老师点名的时候,考察人员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带队老师认真核查询问后通知我下车,因为当时印尼和中国没有建立教育合作关系,自然没有我的考察经费,我只好尴尬地黯然下车”。

  陈玉兰说,当时就萌生了应该促成中印尼两国开展教育合作的念头。因为同为地区大国,两国的教育交流势必越来越频繁,印尼不应该输给别的国家

  陈玉兰说,共建“一带一路”,为印尼年轻一代提供了很好契机和极大发展空间,自己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更多印尼年青人学好中文、掌握技能,既能为共建“一带一路”做贡献,又能共享“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和成果。

  如今,从智民学院走出去的学生,有不少在印尼的石油输送、电信工程、信息技术、跨境电商、金融科技、物联网、智能科技、大数据等领域施展才华、追求人生的美好前景。

  彼时,中印尼两国已恢复外交关系,一些学校也恢复了中文课程。印尼国立大学中文系、达尔玛波沙达大学中文系请她去给学生上课。因为当时自己的中文水平不高,陈玉兰说在教学过程中,总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

  “第一次到中国感到非常兴奋!历经了多少岁月总算能完成父亲的遗愿:孩子能在中国学习了”,陈玉兰说,大哥和大嫂都特意到北京来陪伴她。

  陈玉兰介绍说,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快结束时,老师建议她先别回国,参加一个国际班培训。培训为期4周,3周课堂教学1周到河北省承德市进行文化考察。

  陈玉兰说,童年的自己根本不明白大人们为政治所困惑。长大后才明白这个困惑给当时的华人造成了深大的鸿沟,这条长达三十多年的鸿沟折断了父亲回乡的梦!

  1997年,其兄长和堂兄成立家族基金,修建位于福建晋江的百年祖厝——石珵祖厝。兄长带着全家到福建晋江参加祖厝入主仪式时,特地带她参观了总部位于泉州市的华侨大学,并告知她说,父亲在世时提过家乡有一所好大学,以后可在这里上大学。

  父母亲离世后,因为不能学习中文,陈玉兰称自己对中国的印象也随着岁月慢慢流失。

  当时,在中国的印尼留学生屈指可数,因此得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的关注,时常派车接她到大使馆吃印尼饭,聊聊在北京的学习经历。

  “如今在印尼,学习中文和中文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是华人的专利了。越来越多的非华裔印尼人正在努力学习中文,以求改变自己甚至家族的命运”。陈玉兰介绍说,目前在中国留学的1.5名印尼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华裔学生。

  父亲殷切地盼望中印尼两国外交恢复正常,可以和福建晋江老家的亲兄弟见面。但这一盼,五年、十年…… 直到父亲病逝都没能如愿。

  1995年,其兄长偶然在《印度尼西亚日报》看到一则组织印尼学生到新加坡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迷你广告后,让她报名参加,以便检测中文水平。陈玉兰按照广告找到了组织人徐敬能老师。在徐老师的鼓励下,她同时报考中级和高级,并且都考出了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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